專 題 報 道
資 料 提 供 :
經濟導報社標誌 經濟導報社標誌
向朋友推介評分列印

2004年12月6日

走 出 去 : 浙 商 不 蹈 徽 商 轍


浙江的民營經濟發展迅猛。從1978∼ 2003年,這個省生產總值增量的70.2%來自於民營經濟,如今民營經濟提供的財政收入佔到全省的73%。

 

浙商成為中國第一大商幫

500萬浙江人在省外經商

 

不久前“第二屆浙江.中國民營企業峰會”上傳出信息: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來看,目前浙江商人是中國當之無愧地第一創富集團,“浙商”已經成為中國第一大商幫。

 

走南闖北經商、漂洋過海創業的基因使得浙商群體成為中國人氣最旺的財富製造商。浙江人、浙江企業、浙江資本的外流、外溢已經成為浙江經濟的突出現象,浙江個體民營資本在全國東南西北中掀起了陣陣投資熱潮,形成了向外投資的“井噴”現象。據浙江省工商局的初步調查,目前浙江人在省外經營發展的有390萬之多,加上境外的100萬,目前有500萬浙江人在中國和世界五大洲創造財富。浙江人在外設立的市場主體近80萬家,註冊資本金2,000億元,投資總額達6,000億元,各種不同形式的商會、促進組織就有150個。

 

而在創造財富的質量上,歷年的全國民營企業500強排序、福布斯財富排行榜以及各類慈善納稅榜中,浙商以及他們領導的企業都在全國前列。2003年,浙江民營企業已經有30多萬戶,產值8,270億元人民幣,出口創匯1,211億元,這些指標連續六年穩居全國第一。同年中國工商聯的中國民營企業家綜合實力排名500強中,浙商佔了188位,據全國之首,在全國的十大民營企業中,浙商佔了四席。在這次峰會上公佈的中國最具競爭力的民營企業50強中,浙江的企業就達到26家,超過半壁江山。

 

資金外溢    政府緊張

浙商會否變成昔日徽商

 

改革開放20多年來,有兩件事情讓浙江感到驕傲:一是,浙江憑藉先發優勢,成為全國經濟發展速度最快、最活躍的地區之一;二是,至少有500萬浙江人活躍在全國乃至全球各地,做生意賺大錢。

 

但是,一種“焦慮”也開始蔓延,即浙江人走出浙江,已經不是當年“年初赤條條出門,年末腰纏萬貫回家”那樣做的全是淨賺的買賣,而是大批上規模、上檔次的企業,帶著資金、人才、產品、項目“離家出走”,直接把金蛋下到別人的地盤上。

 

不言而喻,面對洶湧的“資本外溢”,起初,浙江有些地方政府的感受是複雜的,不解、煩惱乃至怨天尤人,各種招數也紛紛出籠。然而,當時間漸漸過去,人們在深入的思考中發現,隨著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浙江經濟發展的“硬體”制約開始浮出水面,土地、人才乃至水等重要生產要素全線告急,“能源荒”更是近年來徘徊在浙江大地的最令人焦慮的陰影……,如今的浙商與昔日的徽商,似乎有著某種驚人的相似。那麼,今天的浙商是否也會像徽商一樣,在家鄉除了留下豪宅,不再有其他的產業?這一問題再一次引起了專家學者和各級政府的關注。

 

這一問題的實質是個利益立場的問題,就是你是站在浙江看,還是站在全國看這個問題,還要看企業是為什麼走出去的,是因為環境制約發展而走出去的,還是其他原因。 

 

主要為控股配套企業

少部份總部外遷

 

就目前來看,浙江出去的企業至少有這樣三類:一是控股一些省外的配套企業,以降低成本,尤其是原材料成本,而生產基地還在浙江;二是將企業總部搬到大城市,尋求在更高層次發展;還有一些企業因為土地、能源等受制約,生產成本走高,於是把企業遷出。在這三類企業中,第一類比較多,而且對浙江本身的發展也有好處。走出去的企業越多,與外界的聯繫就越廣,對浙江企業而言,可以利用的資源就越多,也為沒有出去的企業提供了發展空間。而古徽州的情況是兩頭在外,徽商的商業行為與家鄉聯繫不大,特別是到後來,連商品也不在當地生產了,徽商與徽州實際上已經脫離關係,徽州僅僅是出人而已。因此,浙江可以從當年徽商的歷史中吸取到這樣的教訓:要想把走出去的浙江人吸引住,就一定要與他們保持經濟關係。如果沒有經濟聯繫,而外面賺的錢更多,他們為什麼一定要回去呢?

 

溫州人在外創造的產值

佔溫州產值一半

 

資本本身就具有流動性,企業家總要把資金投向利潤率高的地方。在外的溫州人去年創造的產值約為560億元,相當於溫州GDP的一半左右。在外浙江人創造的產值也相當於浙江GDP的20%左右。從全國來看,這是一件好事,因為是市場在配置資源。現在,“浙江人經濟”的總量越來越高於“浙江經濟”,浙江人因此也會越來越富。

 

怎樣讓浙商對浙江經濟產生帶動作用?最根本的是要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和調整,發展那些受土地要素約束小、前景又比較好的產業,改變過去粗放式的生產方式。

 

於是在浙江,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創造的財富也是中國的財富,浙江進一步的大發展,視野不能局限於本省範圍,必須跳出浙江求發展,推動要素配置從內源型向全球化轉變。於是,也就有了“把‘浙江人經濟’轉化為‘浙江經濟’”的概念。在政府層面,一些新的心態由此產生:

 

—自省心態。“資本外溢”引發的緊張感,讓多數政府幹部在找了客觀原因之後,自然而然地尋找起主觀原因。政府在這種深切的體會中加快了職能的轉變。經過近年來兩輪審批制度改革,浙江省原先的3200多個審批項目,經撤消、合併已減至850項左右。

 

—開放心態。浙江省正加快接軌上海、融入長三角,積極回應中央實施西部大開發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戰略決策,進一步加強與中西部地區在能源、原材料等領域的合作,與東北地區在資源、市場、人才和產業等方面的合作。此外,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使境外資源和要素為我所用,在更寬廣的舞台上贏得更大發展。

 

—合作心態。去年底,浙江分別與山西省的大同煤礦以及主要礦區分佈在山西和內蒙古一帶的神華煤炭運銷公司、中國煤炭進出口公司分別簽署了煤炭供應中長期合同。按照這個合同,從今年起,三家大型煤炭企業將在現有基礎上逐年增加年供應量,到2010年,年供應量將分別比2002年增加1000萬噸。也就是說,到2010年,浙江僅從這三家煤炭企業就可以獲得至少4000萬噸的電煤供應。

 

—大局心態。去年底,在呼和浩特舉行的浙江省和內蒙古自治區經濟發展交流會上,內蒙古自治區政府主席楊晶說,內蒙古近幾年將新增加3000萬畝耕地,可組織浙江農民和農業企業前來經營,從而形成浙江省在內蒙古的“糧食基地”;浙江供應蒙古國和俄羅斯的邊貿產品可以到內蒙古建立加工園區,浙江方面可以把稅務機構同時帶到園區,從而形成“工業基地”;內蒙古還可以把新的煤礦交給浙江的企業開發,把生產的煤炭運回浙江,從而形成“能源基地”。

 

   鳴

bullet9.jpg (1215 bytes) 其 他 報 道